“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自然的更替与造物的神奇让我们的心灵至今仍震颤不已。这种古老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情愫在先人的诗歌与我们的内心中一次次地相互印证。诗歌是渴
没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如此亲近、直接地感知先人了，他们距离我们似乎只有这一纸岁月的书简。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感动于自然的花开花落，感喟人生的欢娱与无常，充满了悲悯与忧伤。如何理解孤独，解脱人生的虚幻感？怎样看待名利取舍，时光的流逝？回忆的况味；醉里的乾坤，何者最为甜美？这些我们都曾思虑再三的疑问与思索，在古人的诗句中鲜活地保存下来。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苦苦思考，至今我们仍在做着同样一份试卷。直面人生问题，无疑是元曲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也是令我们今日读来仍颇有共鸣的原因。大到生存危机与生命意义的苦苦求索，小到一情一景的沉吟叹喟；游子漂泊、春怨秋思，参悟名利、洞彻世情。人生苦乐，世道人心，皆从细微末节处着眼，流出笔端。清初魏伯子谓“北曲如老僧世情物价，老农晴雨桑麻”，说的正是元曲的贴近普通人生活，平中出奇的特色。这与芥川龙之介《琐事》文中所说的幸福与哀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使人生幸福，需要喜爱日常琐事。云的光辉、竹的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到无尽的甜美。是为了使人生幸福吗――但是喜爱琐事也必为琐事所苦。我们为了微妙的快乐，也必须遭受微妙的痛苦”，这种亲近与通俗正是它缘于生活的特色之一。
元曲，交汇大俗大美，艺术个性鲜明。元曲艺术家们，在当时显然没有这样的头衔，他们作为当时世俗生活中的个体承受着种种困境。仕路逼仄，穷通认命，汉魏人所特有的浓重的迁逝感以及人生如梦的幻灭感，袭上心头。这也使得他们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事功、立言、令道、显名全都失去了意义，长期以来搅扰得士人心神不宁的诸如生死、善恶、是非、荣辱等等，转瞬即失却了区别。在老庄、陶渊明思想，特别是禅宗顿悟思想共同作用下，他们依稀感到了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愉悦，在这种矛盾的解脱感之中如释重负。
从某个角度来看，元曲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娱乐性、消费性、广泛的受众、世俗性等特点，它统统具备，其审美趣味也完全是市民化的。他们的个体在生活中无疑是软弱的，甚至是无家可归（指其心灵的归宿），倍受歧视的，但当他们被视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力量相当强大，在当时的世俗生活中所起到的精神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对于审美趣味、伦理道德的引导与影响，甚至对政局的观点与微讽等都借他们的作品被还原、放大。对于这种特殊时代的“时调”，必须以特殊阅读心理去体味，若以通常的批评模式去分析评价，难免失之偏颇。“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语出马致远曲〔拔不断〕）。曲文学的形式，可以视为诗歌史中恰是补缺的青山隐隐；元散曲的艺术风格，在我国古代诸门类艺术中，相当独特，有补缺之功。从思想史、美学史以及语言学史等领域来看，元散曲也有补缺之得。当然，其中一些作品的确有时未免粗俗、鄙陋，但它总体上却是真正独特的、活的艺术，个中的人生体验与生命意识也明显带有宋金元时期的烙印，与传统诗词差异很大，足以令人反复咀嚼、玩味。
对于这一点，作者王星琦教授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
我一直都以为，元曲是一种完全独特的艺术，甚至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传统文学艺术以外的“另类”，元人自己就将其视为“新声”。故后人时有对元曲不同程度的误读――经典主义的先入为主的阅读，唯美主义的不无曲解的批评、以及纯学究式的臆测与演绎。其实元曲就是元曲，它已逸出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命题之外，而且每每与传统的形式主义、精英主义乃至文学主义的要旨相冲突。它是与以前任何一体文学都判然有别的、融大俗大雅于一体的绝唱；它继轨古乐府精神，以天真率意为旨归，带有浓厚的民间情调，故元人自豪地称其散曲为“我大元乐府”――王星琦《“青山正补墙头缺”（代前言）》
作者早年写诗，后师从王季思先生专攻元曲。出版了《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等专著，学术研究的高头讲章之外，又喜欢在寻常琐事中诗心颖悟，往往有隽永小品见诸报端。而这本《元曲与人生》，属“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立意从元曲中汲取精神养料，全书共分“理想与现实”、“浊富与清贫”、“沉醉与清醒”、“聚散与悲欢”、“俳谐与智慧”、“怀古与伤今”、“警世与叹世”、“春情与相思”、“节序与风俗”九个章节。作者自陈“文体，就不那么纯粹了，像读书笔记，又像鉴赏文字；似有论文的痕迹，甚至不乏散文随笔的意味”，正如他笔下所追求的“一种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不为物欲所拘牵，不迷失自我的精神追求”，文字自在洒脱，引用材料裁剪得当，颇有一份真性情的潇洒风神。在他的指点品评中，我们往往能从元曲中找到共鸣、读出自我，在这些穿越时空的对谈与思索之中，胶版纸上冰冷的文字似乎也拥有了温度和灵魂。
“读史方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这“往昔”与“今日”在“人生的话题”之下变得如此的和谐统一，也具有了在现实中对话与理解的意义。元代的曲家们几乎个个都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而他们所推崇的人生态度又惊人的相似，不为物役，不患得患失，以求内心宁静，意绪平和，追求一种“闲快活”。这是元代士人对个人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结果，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与颠覆，也是对人性的重新体认与重新发现。他们对一直被儒家奉为有价值的东西，表示怀疑，乃至彻底否认，他们将人生价值赋予了活泼泼的生命本身。而今，某种对生活的扭曲，反映在对物质的极度崇拜之上，“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生活节奏的高速运转使人们几乎来不及思考这些人生的基本问题。而在元曲中，这些不得不做出正面回答的问题，当时士人给出了有价值的答案。那种健康而积极的生活态度，自然与他们的不为时所用，日趋边缘化的处境相关，可也不能不说是对生命问题所作的深层次思考的结果。“闲快活”突出一个“闲”字。这个闲，不为“用”，不是浑浑噩噩过日子，亦非无所事事，而是有心去体会人生，不为功名利禄所羁绊。悠闲生活是一种艺术人生，实质上是一种心境，一种襟怀，甚至是一种观念，也往往是人们更贴近生活本身所做出的答案。清风明月、花开花落并非物质享受所能替代的，“诗酒乐天真”，也许正是现代人所缺少的一种人生态度吧。
同时，这也是考量知识分子问题的样本之一。元代知识分子就总体上说，是失落的群体，他们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在这样的物质与精神境遇中，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身，如何面对生活，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元曲中有大量的文献证据。对于元代知识分子来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固然使他们痛苦甚至绝望，但也给他们留下了大量独立思考的时间。相对说来，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拮据而贫乏，而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他们自觉地选择以俭朴和节制去换取独立和闲暇。元人曲子中多有安贫乐道的内容，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其中既有大环境大背景的原因，也有个人生命觉醒、重塑人格精神的一代士人内驱力的作用。前者，环境根源可能在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更深层的、潜在于士人灵魂深处的传统价值观的动摇。
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而不惜疲于奔命，结果是既失去了个性独立也失去了真正意义上适意与闲暇。元曲中的逃世、避世以及理想化了的归隐意识自觉地否定这种人生价值观，也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体现了对个体生活价值的认识与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科举之废，举官制度之变，他们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向往着一种心灵自由，不为物役、潇洒自在的田园生活；同时追求古朴简易、心安气闲、与大自然相融和的生存形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元代士人普遍在创作中进行着自我心理调节，在表面消极表现的背后涌动着顽强而又执着的生命意识。
元曲家真正的精神追求，常以隐蔽的方式潜藏于文字意义之外，须从其人生意义之外，须从其人生态度的抉择和审美趋向的体味，直追其人生哲学的基质；否则不易把握，很难真正读得透彻。总之，他们是在自我救赎，是在证明另一种存在的价值，于是，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一种新生，当然更赢得了人格尊严和生命意义。心灵的放逐与人格的自尊，毕竟是医治失落症的良药。其中况味，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不无启示。
“……住处清佳，绝去喧哗。近深林，烹嫩笋，煮新茶。披巾散发，沉李浮瓜。饮莲 ，斟竹叶，看荷花。 羡归鸦，趁残霞，暮云呈巧月如牙。静夜凉生深院宇，薰风吹透碧窗纱”（钟嗣成〔南吕・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四时佳兴・夏》）。谈人生，谈自然，每当在元曲中感受岁月时序，每每会感慨古人与我们对待季节交替、大千流转时，心境大有不同。“节序与风俗”一节就是寻找那遗失于历史深处的深巷卖花声，“社日停针线、又寒食戏秋千”，面对四季与自然，心灵的震颤中自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焕发蓬勃的生命力。而如今，城市人哪里识取春消息？冰柜中的大棚蔬菜、四季盛开的娇艳花朵，谁还能对季节的更替怀着震撼呢？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今天诗意缺失的症结所在吧。书本若只用来入学考试，往往遮蔽人的视野，那些视力衰退和生性懒惰的人们就看不到大自然中强烈的光线和变换不定的景色了。再看看我们身边这个怪模怪样的城市，一幢幢水泥楼宇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密密麻麻的空调外机与防盗网使建筑物有如蜂巢，并散发着熏人的热气，滴着脏水。无怪乎作者隐隐叹息“古代人的季节感是诗意的，现代人的季节感是功利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说节序风俗是诗。”
“怀古与伤今”则侧重人们面对回忆、面对历史的微妙感受。无名氏的?双调・山丹花?中将这种欲说还休的滋味体现得淋漓尽致：“昨朝满树花正开，蝴蝶来，蝴蝶来。 今朝花落委苍台，不见蝴蝶来，蝴蝶来。”蝴蝶是美和忧伤混合的活标本，在花开花谢的往昔今日中有了特别的意味，是对往昔回忆的无限留恋，还是感慨面对命运与岁月的无能为力。笔下尽是眼前物，并无特别的渲染与暗示，仍能写尽胸中的无尽沧桑。这也正是民歌真正意义上的高妙之处，浑朴、淳真，不着一物，很难模仿。元人的创作，相当善于汲取民间歌曲的有益营养，重视其中的地域特色和泥土气息，留下了不少有个性的艺术佳构。而这种时空感也在于不同读者的理解，不仅取决于时间的断限或年龄阶段的划分，更在于欣赏者自身经验与体会的不同。这些蕴藏于诗句中的是活泼泼的生命，阅读时常常能感受到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和理智的生命意识。在不断的解读中，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命运，开始与自己的命运的对话，甚至可以学会与自己的命运和解。回忆往往是企图穿越时间而不能的一种心理补偿，我们在时空的另一端期待着诗人的归来，期待诗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我们身上复苏，那些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细节，西湖旧梦、潼关怀古，台城的烟柳无情，乌衣巷口多情燕子归来。诗意的持存又往往因了时空的迁逝和人的老去而生出无尽的哀感和怅惘。这些细节也往往最让人感念。文中，作者不免追忆属于个人生活的元素，“此刻，我特别怀念塞北的雪，那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茫茫积雪，还有那毛乌素沙漠上换了颜色的此起彼伏的雪野。……人有时是很奇怪的。一个原环境中的寻常物事，待换了新环境之后，你会如梦如幻地去追忆它。”这些历史遗迹或对于个人有着特殊意味的细节，负载着深沉而又厚重的文化意义，家国兴亡、盛衰更替、繁华萧条、奢靡凄寂、生命个体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了。
“聚散与悲欢”与“春情与相思”两节中颇有共同点，离愁别绪，聚散悲欣，无非“离合”事。在爱情的范畴内，“思念”或是“相思”无疑是最美丽最诗意的部分，由于思念，更加令人神往，爱情的魅力得以精神上的抽象与绵长。假使没有长相思，而只剩下长相守，思念解除了，诗意与幸福感也就随之消逝。也许正是从这种意义而言，离别与思念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也不可或缺，同时也是诗意并且美丽的。将之放置于“生活”范畴而言，孤独与思念对于创作精神产品杰作的人来说，有时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幸事。“文学创作传统”所指的特定含义，恰恰是标新立异的创造性意识。对于那些遭到传统的否定的许多诗人，对那些志在立异和独创的人来说，透骨入髓的孤独感往往陪伴其左右，“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漂泊天涯。元朝的士人在家国情怀皆消魂的漂泊之中，更能体味孤独的萧疏、苍凉意绪，也许恰恰是心灵孤寂的所在成就了他们独行特立的艺术样式与文学价值。
聚散有时，一切有时。人无法确知生命历程中的一切，这便是离别苦涩中的美所以为诗的根据了，特别是它凝结为既清晰又模糊的一段记忆贮存之后。创作的价值在于将回忆转变为艺术，控制这种痛苦，把握回忆中的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情感，弥补或是续接这种模糊的伤痛，这与前文所叙的“怀古与伤今”又有着某种秘密的契合，是民族的诗歌传统将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可惜的是世人已在渐渐远离诗歌传统，远离盛开美丽花朵的诗国。
当然，我也有我的偏爱。在全书中，最喜欢“沉醉与清醒”一节，讲述“诗酒天真”的古与今。“看了那吴山青似越山青，不如今朝醉了明朝醉”。也许正因为作者也是饮酒中人，这“杯中物”在他笔下显得格外多情。“酒既为了获得穿越时空、乐与古人游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感觉性的东西，它也就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性的液体了。心与古人游，虽是一种遥想，一种追忆，一种沉浸，说到底也还是一种感觉”。怀着天真率意的一份真性情，陶醉于诗意与哲思之中，饮酒也就成了适意乐生的一种寄托与追求。自古酒能解忧，文酒难分，诗酒难离，诗与酒更是结下不解之缘，诗人中真正的饮者往往又是天真率性的。到了元代，因了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冲突，似乎醉翁更多，醉歌殊狂，醉语益奇。沉醉的目的似乎在于“暂忘”。可见诗人饮酒，既关乎诗又关乎人生态度。作者继而不无忧虑地谈及今天“诗酒天真”的失落，“且不说今天诗意的失落，诗坛的荒芜，便是饮酒，也是完全变了味”。痛饮，当是在大喜大忧之际，以便得意忘形，肆意宣泄；微饮，可对付一般忧愁烦闷，使心灵敞开，以挥发郁拂之气；至于好饮，当是指以品味与欣赏的态度，一种享受式、理智型的饮法。饮酒自有台阶，就应顺其自然。“天真一失，未免俗气”。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并集之大幸运，也许只有饮者最能得其真趣吧。“不善饮酒者得其气，善饮酒者得其趣。若真能得趣者，则日夕花朝，青山绿水，同是一酒中之趣，但恨世人不能领略耳。”（语出张岱）作者论及饮酒的篇什不少，趣味盎然，从某种角度理解，作者所钟爱的元曲也正是这杯中醉人的美酒，怡性情、发忧愤，微醺也好，痛饮也罢，一派诗酒天真。
“为了这部书稿，我已说不清是第几次通读元人散曲了。所幸每每通读，都有新的阅读心得体会，也均有不同的感悟，所谓‘词山曲海’，其中的宝藏是开掘不尽的。读诗、词、曲，关键似在于品藻他们不同的韵味，要读出味儿来，诚为不易。”从元曲中见人生，自诗歌传统中汲取精神养分，在诗、词、曲的历史文化河流中慢溯，看了那吴山青似越山青。
（“传统文化与人生丛书”《元曲与人生》，王星琦著，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版；《元明散曲史论》王星琦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元曲艺术风格研究》，王星琦著，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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